這天經過病房，聽到一些似曾相識的嚎哭。這才發現我二十二歲的這一年，這麼近距離地目睹過兩次死亡，近距離得只要屏神靜息，就能聽見死神一步一步的腳步聲。
兩次的死亡有一點不同。一是外公因中風在醫院過身，二是我相處了十二年的小露比在接受半年的化療後，因淋巴癌死去。在醫學倫理課堂中，我們學習關於死亡。醫生說，死亡是一個過程，而非一個既定時刻；電視劇裡的死亡給予人錯誤的印象，比如被捅死的人突然閉上眼睛，呼出最後一口氣，心電圖在一剎那間變成一條直線等。而事實上，死亡比想像中漫長，心電圖在變成直線 (asystole) 之前的每一種變化，才是死亡的真諦。尤其在醫學昌明的年代，呼吸可以呼吸器 (mechanical ventilation)維繫，心肺衰竭的病人可以人工肺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維持生命，什麼是死亡？何時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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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公公死亡的夜裏，我們一眾親友圍在病榻前，徹夜哀嚎。公公因出血性中風(hemorrhagic stroke)失去意識，腦掃描顯示中線偏移 (midline shift)，任誰也能看到血塊佔據了腦部很大的面積。公公的生命只靠呼吸器和一支又一支的強心針維持。醫生說：我不能抹殺你們的希望，不過醒來的機會極微。那三晚很漫長，呼吸器一下一下泵氣又放氣的聲音，規律又工整。心臟監測儀器 (Cardiac monitor)上長期亮著紅燈，可那嗶嗶聲的警號早被姑娘按熄了。甚至當心電圖 (Electrocardiogram) 上顯示不了代表心室跳動的QRS波 (QRS complex)時，姑娘熟手地把原本顯示的第二導程 (lead II)， 轉成另一個能顯示跳動的導程。大概看著那一下跳動，就能擁有生命。然而又怎樣呢，我們看不見的第二導程，只是埋首沙堆的鴕鳥，不想也不願意知道，失去QRS波的第二導程，就是邁向死亡的過程。
大家叫破喉嚨，央求公公醒來，是希望一個奇蹟嗎？醫學的知識使我感覺有點疏離，有點不懂反應。我站在床尾，看著心跳時快時慢，心電圖螢光幕上顯示的每一種圖樣，都有如抽取自ECG made easy，如此逼真，恰如公公的生命就是教科書的原型。異位搏動 (Ectopic beats)、室上性心搏過速 (supraventricular tachycardia)、心室顫動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一下又變回正常竇性心律 (sinus rhythm)。每一下跳動都一步一步接近死亡。圍在病榻旁的大家或者不懂，可我無助地知道—知道死亡這個過程這麼長，這麼苦。
在心電圖終於顯示出直線的時候，醫生過來，終於宣判：病人的死亡時間為早上五時三十七分。親友們紛紛說，不，真正的死亡時間是五時二十四分，醫生過來時花了一點時間。就讓它如此吧，讓死亡的時間留在那一天早上五時二十四分——儘管我們知道，死亡的過程早早就開始了，早在公公失去意識之時，一點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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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讓Ruby走的一天很是倉猝。我和媽媽帶牠到醫院想要開始另一種化療藥物，然而事與願違，牠的血小板低到危險的程度，不適合繼續化療；而新的化療療程更是昂貴得超出我們負荷的範圍。跟獸醫談完後，我們知道一切都走到了盡頭。
那是很心碎的六個月。由我們得悉牠患上淋巴癌，到結束的這一天，六個月零四日。到了後來的一個月，我不斷在網上搜索有關寵物安樂死的資料，媽媽是佛教徒，她說，讓牠自然的走吧，我們不要結束牠的生命，是一種罪孽。我不同意，可也沒有反駁，那時候的我們都不願意開展這樣的討論，可我每天都在想。理智告訴我，這是個無可避免的過程。甚麼是正確的時候？寵物的主人被賦予這樣的權力，可是這種權力沈重得使人喘不過氣來。網上的一些文章說，寵物的死亡比親友死去更讓人沈痛，因為我們在裡頭作出了這麼多的抉擇，我們就是唯一作出選擇的人，選擇看醫生，選擇吃藥，做手術，選擇在最適當的時候死去。
那天牠從醫院乘的士回家，我們想讓牠走一走，先解決大小二便。而可憐的小露比走一兩步也東歪西倒，然後就在馬路上躺了下來，我這才發現牠的眼睛上下躍動，是課本裡的「垂直性眼球震顫」(vertical nystagmus)。就那一瞬間，眼球震顫、步履不穩 (unsteady gait)，我知道那可怕的癌細胞已經在牠的腦裡植根。爸爸最後把不願再走的小露比抱了回家。
那是我們的最後一個夜晚。那晚媽媽說，打個電話吧，讓獸醫明早就來打那一針。
那一晚小露比沒有睡過，也沒有走動過，迷迷糊糊的。臨天亮的時候就吐了，於清晨嘔吐 (early morning vomiting)，又一個典型的徵狀。早上我們把床鋪墊在地上，把小露比抱在上面。獸醫來的時候帶了一支紅色的藥水，姑娘說，把這支藥水打到靜脈內，牠就會進入全身麻醉的狀態，多動聽的名詞。牠很安詳，沒有一點掙扎，彷彿只是深深地睡去；我們反倒是哭瘋了。
當天的抉擇痛苦得讓我死去活來。可在往後的日子往回看，那是必要，也是最好的決定。死亡是無可避免的終章，卻也是個難挨的過程。淋巴癌的腫瘤大可在牠的腦裡多長幾天，甚至一個星期。一個星期的作嘔作悶、頭痛欲裂，一個星期的吃不下、睡不著，到最後可能呼吸困難。每一種都是我所不願意看見的。我們把死亡縮短了一點，讓牠好過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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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我考進醫科。那時候的我說，醫生醫生，我們是醫生，醫生不醫死。只要有一絲希望，尚存一息，我們都要堅持不懈，永不放棄。五年後的今天，在無可避免地近距離目睹死亡以後，我知道死亡不一定是放棄，生存也不一定是最好。英國患有線粒體DNA耗竭症候群 (MDDS)的小男嬰 Charlie Grad、以及患有罕見神經退化疾病的Alfie Evans被法庭判決停止維生的治療，激起很多人發聲，認為他們不應被剝奪生存的權利。作為旁觀者，支持別人永不放棄、擁抱生命固然最為簡單，也最振奮人心、賺人熱淚；但作為病童、家人，願意步向死亡，才是更艱難的決定。
我們的文化使我們很少討論死亡，由Do Not Attempt CPR (DNA CPR)，到停止維生儀器，甚至到安樂死，社會上都不常討論。然而死亡是每個人必須要經過的，這個禁忌的話題，我們終需要面對。Advanced directives的興起，讓我們更能自主地決定我們的治療，在能為自己的生命作出決定的時候，為何不作出對自己最好的選擇？
生存需要勇氣，但選擇在最適當的時候死去，更需要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