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定下的全民健康覆盖框架，國家或地區政府須確保民衆能夠獲得基本藥物，避免市民因為意外得病而用盡終生積蓄、借貸、變賣家產，甚至走投無路和連累自己的子女。
香港作爲世界知名的國際大都會，醫院管理局的工作又能否達到這個框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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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引入新藥 為市民提供更適切治療
自2005年醫管局推出藥物名冊以來，藥物名冊一直持續引入新藥，截至目前爲止，當局已經引入了184種新藥物，令藥物名冊總藥物數量增至1300種。事實上，醫管局的「基本藥物」本來已經包括例如用於醫治癌症的化療藥物，加上效果或許更好的新藥物，筆者認爲醫管局管理藥物的工作非但相當稱職，更遠遠超出世衛定下全民健康覆盖的建議。
審議新藥申請時，醫管局轄下的藥物建議委員會會採用實證為本的方針和依循藥物的安全性、療效和成本效益三大原則，並會考慮其他相關因素，包括國際間的建議和做法、病人用藥的依從性、生活質素、用藥的實際經驗，以及專業人士和病人團體的意見等等。
對比一些歐美國家審議入藥申請時需要進行醫療科技評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委員會一般只需醫管局的臨床醫生呈交申請藥物的治療用途、過去臨床研究數據等等，過程較省時快捷。
同時，因應藥物推陳出新，委員會内由總藥劑師、臨床藥理學家、臨床專科醫生組成的一班專家亦馬不停蹄地審視這些臨床研究數據，衡量新藥的風險及臨床效益，比較新藥與替代藥物的不良反應，保障市民健康之餘亦務求讓市民盡早得到更適切治療。
此外，新藥物亦有培訓醫生之用途。以2015-2016年度爲例，委員會便在藥物名冊内新增五種治療癌症的藥物，此舉除了讓醫生有更多用藥選擇，更可以讓醫生與世界水平接軌，掌握最新治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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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成本效益為中產把關 避免政府淪爲藥廠提款機
有市民不解委員會考慮引入新藥時爲何考慮成本效益，筆者認爲，市民須先明白委員會要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下顧及普羅市民的基本需要，而非為每個個別患者提供最昂貴的藥物治療。委員會考慮成本效益，正正與世衛定下的框架同出一轍，旨在控制藥物價格，保障病人在有權利得到治療的同時避免陷入經濟困難。
委員會有不明文規定以港幣50至60萬元封頂，徜若新藥牽涉的整套治療費用預期超出上限，該新藥申請將不予獲批。一些經證實有顯著療效但非常昂貴藥物則會成爲獲安全網資助的自費藥物，有能力負擔費用的病人可以自費購買，而經濟上有困難的病人則可以透過安全網，例如撒瑪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醫療援助計劃申請藥費資助。
對於處於夾心階層的中產病人，他們勞累大半生滾存下來的積蓄並非只花在吃喝玩樂，更大部分其實為子女謀劃、供書教學、爲家人的生活居安思危，以備將來不時之需。但是面對高昂的藥費，中產病人卻難免承受傾家蕩產的風險。有見及此，委員會在審議新藥時考慮成本效益，正好為中產病人議價，以避免他日新藥成爲自費藥物之後中產病人難以承擔。同時，考慮成本效益亦可以控制新藥日後成爲安全網藥物的售價，避免政府淪爲藥廠的提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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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定價可否調整至市民可承受水平？
考慮到成本效益，藥物價錢乃入藥申請的一大關鍵。然而，藥價昂貴，背後卻並非只是藥廠抬高價錢般簡單。
由於缺乏數據定價，藥廠一般只能參考人均GDP相若的地區或國家。如此一來，香港的人均GDP便與美國的人均GDP相差不多，以2016年數據為例，大概只相差17000美元。這對於外資藥廠而言，沒有太大分別，所以藥物一開始在香港銷售時藥廠便會參考美國市場定價。可是，香港的人均收入遠遠落後於人均GDP的升幅，事實上根本無法負擔昂貴的藥物費用。
筆者認爲，假若藥物定價能夠跟隨時間和入藥等因素調整至符合市民可承受的水平，讓市民在更合理的價格下得到應有藥物，相信醫管局與市民雙方均會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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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需明白公營醫療定位
有市民指出，對比其他已發展國家和地區，香港政府投放較低人均公營醫療開支，並提出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引入更多新藥。筆者認爲，外國政府傾向徵收高稅率，並以醫療、教育等福利政策吸引選票，與香港的環境大不相同，與之相比並不恰當。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醫管局多年來依然歇盡所能，為廣大市民提供近乎免費的醫療服務。假若市民心中希望公營醫療不計治療和藥物的成本，用最便宜的價錢照顧他們的一切所需，這難免會與他們的期望產生巨大落差。筆者認爲，此想法更加會阻礙香港運行雙軌醫療制度。公私營醫療並行的原意對香港有利，若然定位錯誤造成資源錯配，毋庸置疑會成爲醫療改革的羈絆。
其實，在雙軌制健康運行下，市民絕對可以得到最佳的治療環境，市民既可自由選擇到私營醫療市場就醫，亦可以利用醫療保險支付意料之外的醫療開支。而醫管局則繼續努力為市民改善現有公營醫療體系，與私營醫療相輔相成，讓市民得到更佳治療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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