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一場新冠肺炎疫潮，令香港以致全球都陷入危機，但危機亦帶來機會，提示我們也許是時候審視香港醫療系統的問題，以盡早處理，否則到爆煲時才施救便為時而晚。面對人口老化的挑戰、新藥和治療方案所帶來的希望，有醫生提出應該進行大型的變革，透過適當的政策促進公私營醫療合作，將部分公家醫院的病人引流到私營市場，為香港醫療系統提供一條出路。
公營醫療人手不足 私營仍見充裕
本身是呼吸科專科醫生的曹忠豪醫生，曾在美國行醫，回港後先在公立醫院任職，後來再轉投私人市場，並出任香港蘇淅滬同鄉會醫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協助管理為市民提供醫療服務的蘇浙滬醫療中心。今次疫情襲港期間，他亦應召回到公立醫院診症，為香港出一分力。
曹醫生坦言，過去在公院任職時，每到流感高峰期，醫院便迫滿病人，醫護年年都被要求撐下去，卻年年未見有改善，同時間私營醫療其實仍有空間接收更多病人。而疫情就令公立醫院人手緊絀的問題更顯然易見，私家醫生伸出緩手亦只能解一時之急，有必要從根本入手，減輕公院的壓力，否則最終只會「做死公立醫院的醫護」，受害的只會是廣大的市民。
公營負荷有增無減 公私營合作可善用醫療資源
現時公營與私人醫療市場各佔約3%的本地生產總值（GDP），亦各佔約一半的醫生人手，但公立醫院提供逾九成的住院服務。
曹醫生盛讚以目前投放的資源而言，本港的公立醫院提供了「物超所值」的醫療服務，但不能因此而固步自封，因為隨著人口壽命愈來愈長，新藥亦愈來愈多，令公營醫院的負荷有增無減，而疫情亦令公共財政漸見吃緊，未來公營醫療的撥款也可能受影響，因此實在有需要進行大規模的變革，促進公私營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透過善用私營市場剩餘的醫療資源，去減輕公立醫院的負擔。
他認為，醫療券便是一個成功的例子，鼓勵了不少長者向私人診所求醫，並建議政府可以推行類似的措施，以非牟利組織（NGO）作為橋樑和媒介，幫助及配合推行相關政策。過去的實踐亦十分成功，例如政府想為學生接種疫苗，以NGO形成營運的蘇浙滬醫療中心立即調配人手到學校服務學生，因此只要政府有政策，很多NGO也能全力配合及協助。
非牟利組織作橋樑 締造可持續公私營醫療合作
一個可行方法是由政府統籌及購買NGO的醫療服務，曹醫生稱此舉值得一試，一來可以確保NGO有一定的客源，二則可以補充公立醫院不足的地方。他以蘇浙滬醫療中心為例，提供的服務不是要搶醫管局的病人，而是填補醫管局缺乏的地方，例如牙科服務是公營醫院的一個比較空白的板塊，所以該中心便提供牙科服務，又例如公家的精神科輪候時間過長，他便邀請私人執業的精神科醫生到中心提供服務。
他強調，NGO的目的不是賺錢，但仍收回部分成本，診所有內循環才能持續營運，否則當資源耗盡診所便可能要關門。
引入用者自付模式 減低醫療浪費
另方面，曹醫生亦認為現時公立醫院的收費制度可能需要調整，過低的收費可能會造成浪費，或需要引入更多「用者自付」原則，以共付（Co-pay）形式承擔部分成本，同時真正有需要的人則可獲得更多資助。他又指，現時政府及部分機構都有不同的資助計劃，如關愛基金、撒瑪利亞基金，協助有需要的病人應付藥費，但因為資訊分散，沒有一個統合醫療資源的地方，有需要的病人未必知道自己可以受惠，最終可能因此而錯失治療的機會。
他更相信，長遠而言，本港最終亦需要引入保險機制，讓市民共同分擔醫療開支，以應付「不時之需」，避免要賣樓醫病或有藥無錢醫的情況，而政府投入種子基金可增加計劃的吸引力。
港環境難吸引海外醫生 期盼醫改突破困局
至於對於有意見指可以吸引外國醫生來港行醫，減低公院的壓力。屬於回流醫生的曹醫生則坦言可行性不高，他本身的家人在港，才會回港應考執業試及實習，對於一些已經有一定地位的醫生，子女的教育安排、住屋安排及工時超長等問題形成的低下生活質素，足以令絕大部分人打退堂鼓。
醫療改革討論了二三十年，但一直停滯不前，曹醫生希望疫情帶來的契機，可以打破討論的悶局，令醫療體系更健全發展，繼續服務市民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