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醫療系統】NGO可成公私營醫療合作橋樑 為公營醫療人手減壓

NGO可成公私營醫療合作橋樑

2020年的一場新冠肺炎疫潮,令香港以致全球都陷入危機,但危機亦帶來機會,提示我們也許是時候審視香港醫療系統的問題,以盡早處理,否則到爆煲時才施救便為時而晚。面對人口老化的挑戰、新藥和治療方案所帶來的希望,有醫生提出應該進行大型的變革,透過適當的政策促進公私營醫療合作,將部分公家醫院的病人引流到私營市場,為香港醫療系統提供一條出路。

公營醫療人手不足 私營仍見充裕

本身是呼吸科專科醫生的曹忠豪醫生,曾在美國行醫,回港後先在公立醫院任職,後來再轉投私人市場,並出任香港蘇淅滬同鄉會醫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協助管理為市民提供醫療服務的蘇浙滬醫療中心。今次疫情襲港期間,他亦應召回到公立醫院診症,為香港出一分力。

曹醫生坦言,過去在公院任職時,每到流感高峰期,醫院便迫滿病人,醫護年年都被要求撐下去,卻年年未見有改善,同時間私營醫療其實仍有空間接收更多病人。而疫情就令公立醫院人手緊絀的問題更顯然易見,私家醫生伸出緩手亦只能解一時之急,有必要從根本入手,減輕公院的壓力,否則最終只會「做死公立醫院的醫護」,受害的只會是廣大的市民。

公營負荷有增無減 公私營合作可善用醫療資源

現時公營與私人醫療市場各佔約3%的本地生產總值(GDP),亦各佔約一半的醫生人手,但公立醫院提供逾九成的住院服務。

曹醫生盛讚以目前投放的資源而言,本港的公立醫院提供了「物超所值」的醫療服務,但不能因此而固步自封,因為隨著人口壽命愈來愈長,新藥亦愈來愈多,令公營醫院的負荷有增無減,而疫情亦令公共財政漸見吃緊,未來公營醫療的撥款也可能受影響,因此實在有需要進行大規模的變革,促進公私營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透過善用私營市場剩餘的醫療資源,去減輕公立醫院的負擔。

他認為,醫療券便是一個成功的例子,鼓勵了不少長者向私人診所求醫,並建議政府可以推行類似的措施,以非牟利組織(NGO)作為橋樑和媒介,幫助及配合推行相關政策。過去的實踐亦十分成功,例如政府想為學生接種疫苗,以NGO形成營運的蘇浙滬醫療中心立即調配人手到學校服務學生,因此只要政府有政策,很多NGO也能全力配合及協助。

非牟利組織作橋樑 締造可持續公私營醫療合作

一個可行方法是由政府統籌及購買NGO的醫療服務,曹醫生稱此舉值得一試,一來可以確保NGO有一定的客源,二則可以補充公立醫院不足的地方。他以蘇浙滬醫療中心為例,提供的服務不是要搶醫管局的病人,而是填補醫管局缺乏的地方,例如牙科服務是公營醫院的一個比較空白的板塊,所以該中心便提供牙科服務,又例如公家的精神科輪候時間過長,他便邀請私人執業的精神科醫生到中心提供服務。

他強調,NGO的目的不是賺錢,但仍收回部分成本,診所有內循環才能持續營運,否則當資源耗盡診所便可能要關門。

引入用者自付模式 減低醫療浪費

另方面,曹醫生亦認為現時公立醫院的收費制度可能需要調整,過低的收費可能會造成浪費,或需要引入更多「用者自付」原則,以共付(Co-pay)形式承擔部分成本,同時真正有需要的人則可獲得更多資助。他又指,現時政府及部分機構都有不同的資助計劃,如關愛基金、撒瑪利亞基金,協助有需要的病人應付藥費,但因為資訊分散,沒有一個統合醫療資源的地方,有需要的病人未必知道自己可以受惠,最終可能因此而錯失治療的機會。

他更相信,長遠而言,本港最終亦需要引入保險機制,讓市民共同分擔醫療開支,以應付「不時之需」,避免要賣樓醫病或有藥無錢醫的情況,而政府投入種子基金可增加計劃的吸引力。

港環境難吸引海外醫生 期盼醫改突破困局

至於對於有意見指可以吸引外國醫生來港行醫,減低公院的壓力。屬於回流醫生的曹醫生則坦言可行性不高,他本身的家人在港,才會回港應考執業試及實習,對於一些已經有一定地位的醫生,子女的教育安排、住屋安排及工時超長等問題形成的低下生活質素,足以令絕大部分人打退堂鼓。

醫療改革討論了二三十年,但一直停滯不前,曹醫生希望疫情帶來的契機,可以打破討論的悶局,令醫療體系更健全發展,繼續服務市民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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