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過手術的人就知道，過程中不能缺少麻醉科醫生的加入，但病人卻很少為意到他們的存在，更常以麻醉師作稱呼，甚至不把他們視作醫生。為病人做了廿多年麻醉的香港大學麻醉學系臨床教授張志偉，最想就是改變社會對麻醉科的認知，令公眾知道做麻醉的都是受過專業訓練、知識豐富的醫生，甚至是救命的關鍵，希望換來麻醉科醫生的稱呼，得到市民的認同。
病人無視麻醉科醫生 期望得到市民尊重
張教授猶記得多年前一名病人。這名病人當年接受甲狀腺手術時流血不止，作為麻醉科醫生的他即時加入急救行列，為病人插管及急救，用藥打針以保持病人的維生指數，最終成功令病人逃過鬼門關。「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這名病人，但她卻完全不知道我是誰。雖然當天有份挽救她的性命，但她只多謝醫院、做手術的外科醫生，無人記得有位麻醉科醫生在場。」
這不是唯一的一次，「無名」也是其他麻醉科醫生面對的情況，反映社會對麻醉科的認知不足，以致很多時會把麻醉科醫生當作技師，稱為麻醉師或麻師。
「麻醉科醫生不應該被叫作麻醉師，『師』多用於稱呼輔助醫療專業或技師，但我們與其他專科醫生一樣，同樣受過多年醫學訓練。」張教授一直不忿於麻醉科醫生經常被忽略、認受性低的情況，多年來一直沒有改變。他強調不是想「攞光環」，而是想得客觀評估及尊重。
麻醉科工作不止麻醉 手術前後都有參與
「我們與外科醫生一起做手術，以確保病人的安全和舒適穩定，例如做器官移植，沒有麻醉科醫生配合不能成事，因為我們才知道如何維持病人的生理指數及舒適。」他說，有些緊急情況亦要麻醉科醫生一起救治，以挽回病人的性命。
其實，現在麻醉科醫生的工作，已不止於負責手術所需的麻醉環節，手術前或後都有他們的角色，包括事前評估病人和術前準備，術後情況跟進和處理，痛症管理等等，加速病人康復。而深切治療及疼痛處理也是麻醉科引伸出來的專科。
無心插柳加入麻醉科 對職場欺凌不噤聲
回想當初，張教授本來想投入生物化學科研，但在無心插柳下投入醫學世界，而後來選擇麻醉科則是迫不得己。
「我想做內科，因為覺得有挑戰性，但當時醫管局想發展家庭醫學。雖然家庭醫學發展大，但當時我不太感興趣。若然當時我只得家庭醫生的選擇，我會寧願去英國執業，以追求自己的理想。」最後，張教授在仁濟醫院的深切治療部找到麻醉科的培訓空缺，第一年他仍然抱著於内科工作的希望，因此寫信申請内部調職，直至對麻醉科多加認識後，才知道麻醉科涵蓋多個專業範疇，由生理、物理到急救方面，於是放下內科，全心在麻醉科工作。
當年沙士襲港，張教授自告奮勇去深切治療部救人，原先以為自己「好叻救人」，卻見到一晚就可以有很多人因為疫症而亡，見識到很多醫生很英勇，讓他明白自己有不足。
張教授成醫的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張教授便曾經歷被上司欺凌(bully)而幾乎患上抑鬱症。
「他喜歡怎樣做便怎樣做，投訴沒有用，只會叫你忍，而且當年也沒有幸福感（well being）的概念。所以現在我十分關注醫生的幸福感，若有欺凌情況絕不縱容。」張教授說，自己承受過被欺凌的痛苦，不想其他人也有同樣經歷，「我好彩可以捱過，若捱不過，可能影響trainee一世」。
畢業變失業 醫管局無計劃人手需求
終於完成六年專科培訓，張教授與其他同學就面臨失業。當年醫管局以「3+3」合約聘用醫科畢業生在公立醫院接受專科培訓，無論期內能否取得專科資格，很多醫生都要離開醫管局，或改以年年續約。
「我本來想在醫管局多做幾年才出私家，但表現幾出色也好，無位就是無位。」張教授最後在港大找到教職，由打算做幾年到做出興趣，並一直任職至今，除了麻醉科的研究，更在港大深圳醫院、港怡醫院成立痛症組，未來除了繼續科研工作，也要培訓接班人。
醫管局出現人手不足，青黃不接，張醫生不諱言，最大責任在於醫管局。「點解當年醫管局無人口老化呢個概念，無計劃將來醫生人手需求？如果當年對醫生好一些，我估計起碼有一半人不會走。」他以自己為例，當年離職時收到電話，並非多謝其多年的服務，「是要我準時交回傳呼機和職員證」，也難怪他的同學大多已投身私人市場。
要明確引入海外醫生目的 為病人把關
講到醫生人手不足，政府便提出引入海外醫生作補充。本身亦是香港麻醉醫學院院長的張教授表示「歡迎」，學院一定支持任何解決醫生短缺方案，但學院亦有責任監管醫生的水平能達到國際要求，以捍衞病人的權益和安全，而現時海外醫生亦可以有限註冊的形式，在大學或醫管局工作。
「現時已有途徑容許海外醫生來港服務病人，但只能在公營體系工作，不能出去私家。還是想來港的醫生如新加坡，做幾年便離開去私家市場？還是想他們多服務病人？」因此他覺得，要明確引入海外醫生的目的，而不是亂扣帽子。至於招聘海外醫科畢業生，就更需要資源的配合，就算增加培訓空缺，缺少導師和病例，也會影響醫生的質素。